当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外国投资者为了避免风险，开始撤离资本。

几十个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与养老金体系的发达程度呈现一个负相关的关系。但是同样令人感慨的是我们钢铁产业的落后和分散。

访日期间，我们利用空闲时间，与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做了一些交流。中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工厂。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你到街上一看，却发现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2012年底，马来西亚的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达到10304美元，即所谓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另外一方面，大量的温州资金满天飞，到山西去炒煤，到新疆去炒棉花， 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去投机，根源在于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资本市场：中国经济转型的支点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最为关键的十年。

我非常惊讶，脱口而出，你们国家还有证券法？要是一个外交场合这可能就应该算是事故了，还好这位孟加拉人脾气好，没生气，他笑了一笑说，我们国家的证券法是1923年颁布的。2013年一季度，诺基亚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排名已下降至第10位。即使到现在，很少银行拥有相当于首席运营官这样一个岗位。

中国国内的债券市场还没有经历过哪怕一次违约。让我们假定中国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一样，在不引发混乱的情况下实现利率的自由化。大型国企和官方认可的项目吞噬了可用信贷，而较小的私企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更为昂贵的融资渠道。来源:财经 进入专题： 利率改革 。

彼得毕业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让事情更糟的是，大型公司很可能会要求银行降低贷款成本，因为贷款利率的下限已经被取消了。

毫无疑问，没有这些怪象，中国将发展得更好。任何面临破产风险的机构都预期政府会赶来营救。问题在于中国能否避免其他利率自由化国家遭遇到的金融问题，以及能否放松对银行、公司和市民的管控。粗放的贷款额度限制进一步扭曲了这个体系。

在加入路透之前，彼得在金融时报工作了10年。所以，除了应强化风险管理，银行可能还会削减成本。但即使到了那时，只要政府维持着对经济的控制，真正的改革就不可能实现。中国已经面临着控制不佳的贷款激增带来的后果。

另外，为保护利润率，银行可能以较高的利息向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提供贷款，导致整体信贷攀升。取消官方对货币成本的限制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是必要的。

这导致了三种类型的经济扭曲：第一、据世界银行，利率限制确保银行从发放的每笔贷款中都能获得约3%的息差，从而导致它们缺乏动机去区分有利风险和不利风险，也不愿意为业务竞争。该国的新领导人或许会履行他们的承诺

中国倾向于"摸着石头过河"，但利率改革需要冒险尝试。毫无疑问，没有这些怪象，中国将发展得更好。为吸引新储户，银行将迅速提高存款利率。跟其他变革不一样，利率改革无法缓步进行，也不能在几个遥远的省份进行试点。中国倾向于摸着石头过河，但利率改革需要冒险尝试。但即使到了那时，只要政府维持着对经济的控制，真正的改革就不可能实现。

来源:财经 进入专题： 利率改革 。若其他条件不变，存款利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将导致银行利息收入最多减少三分之一。

该国的新领导人或许会履行他们的承诺。粗放的贷款额度限制进一步扭曲了这个体系。

这导致了三种类型的经济扭曲：第一、据世界银行，利率限制确保银行从发放的每笔贷款中都能获得约3%的息差，从而导致它们缺乏动机去区分有利风险和不利风险，也不愿意为业务竞争。彼得毕业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

取消官方对货币成本的限制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是必要的。在加入路透之前，彼得在金融时报工作了10年。第二、几十年来存款利率被维持在等于或低于通胀率的水平上，导致贷款被浪费在不必要的开支上，同时强迫消费者寻求房地产等风险更大的投资，以保护储蓄的真实价值。即使到现在，很少银行拥有相当于首席运营官这样一个岗位。

中国央行为银行制定了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让事情更糟的是，大型公司很可能会要求银行降低贷款成本，因为贷款利率的下限已经被取消了。

利率自由化对中国来说不仅仅是个金融领域的考验。另外，为保护利润率，银行可能以较高的利息向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提供贷款，导致整体信贷攀升。

但是，历史给中国的建议是谨慎行事。过去四十年来，阿根廷、瑞典、韩国和美国都曾允许部分银行自由制定存贷款利率，结果导致了破坏性的繁荣和萧条。

所以，除了应强化风险管理，银行可能还会削减成本。想象一下，要是中国今天放松利率管制会发生什么情况。让我们假定中国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一样，在不引发混乱的情况下实现利率的自由化。若利率自由化增加了贷款利息，许多借款人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

大型国企和官方认可的项目吞噬了可用信贷，而较小的私企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更为昂贵的融资渠道。若能完成真正的利率改革，中国将迎来一次重大的改变，其意义将超过之前走过这条道路的任何其他国家。

问题在于中国能否避免其他利率自由化国家遭遇到的金融问题，以及能否放松对银行、公司和市民的管控。若货币由供求关系来定价，负债过度的借款人就必须允许违约，鲁莽放贷的银行就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

中国还可以在降低资本突发性外流风险的情况下放宽跨境资本管制。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讨论利率自由化，但直到现在仍没什么进展。